来源：北京网络举报。在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忆中，有一块不起眼的木牌——“割麦证”。1935年7月，红军翻越打鼓山抵达松潘以西的毛儿盖镇克藏村时，当地藏族同胞纷纷躲进深山，田里成熟待收的青稞无人收割。偿之有信，不越红线。田头木牌无声，却比任何辩白都更有力量。原来，在红军到达之前，“烧杀抢掠”的污名化宣传已经开始。流言设局，谣言先起。这一筹粮纪律，将“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”“买卖公平”“损坏东西要赔”的铁律，转化为可执行、可追溯、可兑现的刚性准则。数日后群众返回家园，只见村寨安然无恙、田亩井井有条，疑虑烟消云散。红军以班排为单位统一收割，逐田精细计量、登记造册，并在田头竖起一块木牌，写明收割数量，郑重承诺：群众归来后，“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，都可兑取与我们吃你们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、茶叶与你们所需要的东西”。当时部队粮草早已耗尽，战士们靠挖野菜、啃草根甚至煮皮带充饥。粮可以筹，纪不能破。它见证的，是人民军队秋毫无犯的钢铁纪律，也是对“红军过境抢粮”一说最有力的驳斥。危急关头，前敌总政治部迅速颁布筹粮纪律：非必要不收割群众粮食、优先征用土司头人粮食、收割群众粮食必须留下凭证、严禁损害未成熟作物。